2010年7月24日 –「名作家講座系列—中國法治建設中的文化障礙」今天下午於香港書展舉行，北大法學院教授、倡導憲政的賀衛方在研討會上，與公眾分享中國在向英美法律借鑒路途中受到的文化阻力。
賀衛方，網名「守門老鶴」，是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、博士生導師，著名法學家，《中外法學》主編，去年3月賀衛方赴新疆石河子大學任教，被第一期《中 國青年》列為影響21世紀中國的100個青年人之一。主要作品有《法邊餘墨》、《司法的理念與制度》、《運送正義的方式》、《具體法治》，以及近日與章詒 和合撰的《四手聯彈》。
賀衛方認為，中國無法律之基，沒有成套的理論體系，現有的都是從西方借鑒而來，但借鑒而來的法律又受到重重考驗，基本法的解釋權歸誰？法律制度該如何體現？為此，賀衛方從法律西化的開始、民國時期的法律、蘇維埃法律模式的引進、法律已死和法律再生五個方面為大家進行闡述。
賀衛方表示，18至19世紀的英國是最強大的國家，採用的是君主立憲制，崇尚人權和自由。中國法律西化過程中最早的學習對象就是英國，然而中國古典式君主推崇權利至上，再加上深受中國歷史和文化傳統的影響，英國法制很難移植到中國。
他還舉例說，伍廷芳在中國近代史的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躍，曾被清政府委任為修訂法律大臣，主持晚清修律活動，竭力主張全面引進西方各國的法律制度，然而由於清廷的迅速滅亡，諸如《大清刑事訴訟律草案》和《大清民事訴訟律草案》未及頒行即夭折，沒有真正實踐的機會。
「1949年進入史達林時期，中國開始引進蘇維埃法律模式，但最終仍然行不通。1957年反右運動之後，毛澤東又說不搞法了，法律死亡。直到1978年的十一屆三種全會，開始進行社會法治建設，法律才獲重生。」
然而，賀衛方認為現在法治建設中仍然存在不少問題，如司法程式不透明和超職權主義等，民間更流傳許多反映中國現有法律現象的口頭禪，例如「官司一進門，雙方都托人」、「打官司還是打關係」等。
賀衛方強調，中國可以更多的向英法美地區(包括香港)學習法治建設，但這種學習依然會遇到傳統文化上的障礙，如採用對抗制司法模式 (Adversary System)，讓司法權力保持極度消極的狀態，避免出現「上門攬案」的現象；或者採用判例法(Case Law) — 對先例案件的結構有較高要求；或陪審制度(Jury System) — 需要全民的積極參與以及對司法程式的尊重。
賀衛方表示，香港法律工作者的中立以及對工作一絲不苟的態度讓他印象深刻，並表示法庭每天都在伸張正義，社會也充滿了對公正和正義的呼喚。
